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能监督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则可以监督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谢鹏程《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检察日报》2004年2月25日。

七是检察权的多元属性说(11)。……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法律监督。1954年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在上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并且一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下工作，即垂直领导。《立法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这表明通过宪法规定和法律保留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产生和组织。因此，从权力属性和组织定位可见，其在我国已实现分离。

如美国宪法起初对限制妇女、黑人平等选举权的规定以及总统制度的变迁。《刑事诉讼法》则在立法上已将第三条和第八条并列规定，实质上是将二者进行区分，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制定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目前是备而不用，按照司法权阐释也可以，故《刑事诉讼法》第三条中的检察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的检察内涵和目的一致(26)。苗连营，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3]可以说，为了维持国家的生存和运转，为了建立某种基本的社会秩序，税的存在都是必不可少的，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4]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且，人民所同意的税收还必须用于人民所同意的支出，民主化的财政预算制度和监督机制就是要确保公共财政的支出、使用和分配获得人民的认同。即便是没有明文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释宪者们也往往通过对宪法解释，从人民主权、宪法基本权利，权力分立等规定中推演出相关的内涵，以显示其与世界税法发展步伐的一致性。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不仅直接演绎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和基本规律，也关乎着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税定于宪 今年8月初，最新调整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列为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既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举措，也是回应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税的极度关切。而在宪法逻辑中，税收的合法性就在于人民的同意、人民的授权、人民的福祉。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http://news. xinhuanet. com/2013-11/15/c_18164235.htm,2015年9月20日访问。王国内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等。虽然《立法法》已经对税收法定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榄收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立法法》的进步毕竟不能替代宪法的意义。而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的制度安排就是税收法定。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查明某一纳税人所纳之税甚至其承担的某一具体税负用于实现哪一项国家任务。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批准号:15AFX007)和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财政宪法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实际上，宪法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税权主要是税立法和税收执法的问题，涉及到税收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制度建构，以及税的开征、停征、免征、追征、稽查、处罚、强制执行、税务登记、税额核定、申报或核准、税务检查等税收征收、税务管理等事项。[17]而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就应当在宪法中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关键制度作出顶层设计，以做到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并充分发挥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大作用。

正如同哪只鹅被拔的毛多，哪只鹅就应该得到更多的饲料和喂养一样，这显然是与现代民主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商品交换的等价法则并不能适用于现代公共财政领域。税收法定主义的主旨在于对税收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

然而，这门艺术究竟发挥哪个方向的能量，呈现怎样的社会效果，则首先取决于隐藏于其后的政治哲学理念，取决于对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位。这涉及到《宪法》与《立法法》之间如何衔接的问题，涉及到宪法体制与立法权配置之间的关系定位问题，显然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20]义务说是在国家有机体说基础上形成的学说。因为如果任伺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理性分析我国宪法有关税收问题之规定，实现从税定于法向税定于宪的跨越，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1)税收立法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层次繁多，《立法法》只是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所解决的主要是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问题。哈耶克提醒人们：在税收这个领域，政府政策的专断趋势比其他领域更为凸显。

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不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此处理税收问题有多大的合理性，但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如此规定税收问题显然既与宪法的地位不相匹配，也与税收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时代进程中的作用不相适应。

3．把税收当成是纳税人享受公共服务的价格费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触及税收的合法性问题。其一，现行《宪法》第5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增加一款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在立宪主义国家中，人民作为主权者而享有终极意义上的财政权，国家不过是经人民授权或委托而管理财政，因此，人民的同意是税收存在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与前提，未经人民或其代表同意国家不得征税。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划定了国家税收权力不可逾越的范围和边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捍卫自身财产权益的努力筑起了一道防范税收权力滥用的观念和行动屏障。

(3)宪法在保障纳税人权利、制约税收权力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只有将税收法定原别纳入宪法之中，才便于将立宪主义的精神和理念贯穿到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整个过程，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19]现有规定的立足点在于强调公民对国家应尽的纳税义务，具有明显的义务本位和国家主义色彩。纳税人不仅仅享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获得国家服务的权利，还应当享有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同意权、监督权、诉讼及获得救济权。[6][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丨%4年版,第88页、第89页。

但问题在于，在我国这样一个现代税法理念还极其脆弱、改革共识极易破裂的社会中，这种形象而通俗的说法很容易沉淀为普通民众的基本认知，从而成为税收法治的观念障碍。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权力的存在、配置和行使，包括税收设定权、国家征税权、税款收益权等，都必须有明确法律依据，任何主体都不得享有法律之外的税收权力。

当然，《立法法》已经规定但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其他法律专属事项，如国家主权等，是不是也都需要在宪法中作相应对待，确实值得研究。[15]李炜光：《在一个现代国家,税收是人民和政府关系最根本的体现》，《南方周末》2012年3月9日。

在现代社会，虽然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基础，但它毕竟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私人经济利益向公共部门的强制和无偿转移，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来源：《法学》2015年第10期。

[18] 其二，将现行《宪法》第62条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3项职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修改为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财政税收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虽然对现有规定其他的基本法律作扩大解释，也可以把财政税收基本制度涵盖进来，但既然已经把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作了专门列举，那么把至少同样重要的财政税收也明确显示出来，才不至于造成列举上的遗漏．也才能突出财政税收在国家立法权中的重要位置。其三，在现行《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增加一款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4)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丽存在并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予以履行，任何人都不应承担法律之外的纳税义务。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

但是，税收司法权同样应当遵循一般的司法原理和规则，与普通司法过程相比并无独特之处，因此，任何对司法问题的讨论自然都适用于税收司法问题。[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进入专题： 税收 宪法关系 税收法定 税定于宪 。因此，这种设想面临逻辑上的困难。

而如上所述，税收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行为不仅是经济行为，而且往往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例如，《德国基本法》设有财政专章，详细规定了费用的分摊、财政援助、税收立法及分摊、财政平衡、财政管理、联邦和各州的财政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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